总共就不到二十个个职工了，高书记对每个人都很了解，对他们的心思也揣摩得透透的。哪个单位、企业都有这种老鼠屎，锤不烂、煮不熟，心思固化，怎么说都没用。对于第一类人，属于可以教育好的，而第二类人，就属于没有办法教育好的，这样的人即便是工作能力再强，他也不敢用。他想要逐步把他们边缘化，去干些无关紧要的工作。

第二类人的代表就是邱德智，他本来想着回来捡个现成的功劳的，谁知道却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被调去了后勤，自此后消极怠工，来了杂志社也是满肚子怨气，怼天怼地的看谁都不顺眼，整天说酸话，因着他是老同志，谁也不愿意惹他，但高书记不干了，现在我是给你发工资的人，你拿着我的工资，整天不干活就算了，还在这儿跟我搅乱气势，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，可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。他把邱德智叫到办公室里，脱去以往温和、以理服人的外衣，严厉的批评了他，列出他的种种恶行，还说要在全杂志社通报批评他，还要上报到组织部去备案……

吓得邱德智险些真的犯了病。他本就不是个有本事的，都是仗着他年纪大、资格老，没人跟他一般见识罢了，如今高书记动了真格的，他立刻就被吓住了，唯恐晚节不保，真的把事情闹大了，再把以后的养老金折腾没了，立时就消停了，再也不敢乱说话。

随着杂志社的独立，高书记的思想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以前，由财政给拨发工资时，高书记管不着，但现在，工资由杂志社自筹解决，杂志社的钱都是一本一本杂志卖出来，一笔一笔广告谈出来的，尤其是去了次港岛，经历了好多的挫折才把参访完成，做出这期特刊之后，他就更不想白养着这些人。

邱德智作为这其中的代表人物，被高书记杀鸡儆猴之后，不管他们心里头怎么想，起码表面上也都努力工作，积极向上了。

这样就可以了，每个单位都有稗草，只要这些稗草别去侵占麦苗的营养就行。

临近春节，单位里的人都沉浸在即将放假的喜悦之中，每天谈论着又置办了哪些年货。老家在外地，想回去过年的，心思全放在怎么能买到火车票上。有门路的到处托关系找铁路部门的人，想走后门买票，没有关系的，便凌晨披上厚厚的军大衣，带着马扎去排队，或者花高价从票贩子那里买票。

黄丽梅娘家在外地，从调到京城之后，还没有回去过，今年便想带着丈夫、孩子回去一趟。无奈车票太难买，她丈夫本就不愿意去丈母娘家过年，更不愿意顶风冒雪的去排队，她自己也不愿意去，于是便在单位里到处问谁有铁路方面的关系，能帮她买到票。

颜如许跟京市铁路局的列车长陈良相熟，但也不可能为了别人去麻烦他，所以黄丽梅问起来时，她便推托说不认识。后来，还是黄丽梅实在没有找到关系，只得压着丈夫跟她一起去排了队才买到票。

第二天黄丽梅的脸被凌晨的冷空气冻得发红，到了办公室之后就开始发热，直到快下班了，脸上的红才褪去了。

晚上，余韵未退，两人抱着躺在一起，懒洋洋的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颜如许脸贴在康从新汗湿的胸膛上，跟她说起了没有帮助黄丽梅的事儿，问：“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帮她？”

康从新撩起她被汗洇湿的额发，帮她擦擦汗，说：“你不欠她的，没有义务必须要帮她。没有能力却要烦别人帮她，那便是慷他人之慨，欠自己的人情，没有必要。这天底下，那么多人都是老老实实自己去排队买票的，为什么她不行？如果你帮她走后门买到了票，岂不是多了一个凌晨去排队而买不到票的人？”

颜如许被他说得笑了。她并不是因为没有帮助黄丽梅而后悔或者愧疚，只是心里头有些不舒服，她跟康从新说这件事的目的也是为了疏解这份不舒服，果然，康从新说完，她心里头就舒坦了。

她咯咯笑着，说：“康副总的话总是这么有道理，让人心服口服！”

康从新也笑，“你服了吗？”

颜如许连忙笑着往一边躲：“我服，我服了，不能再来了，明天你还要去部里开会，别顶个黑眼圈去，让人笑话。”

康从新闷笑着压过来，低低的说：“在你眼里我原来这样不济吗？看来还是我表现得不够好。”

颜如许还来不及说什么就被堵住了嘴。

大年三十下午，颜如许检查了一遍家里，又将门窗锁好，跟着拎了换洗衣服的康从新一块下楼，准备回康家去过年。锁上门，见上午上班之前康从新带着康康一块贴的春联有个边角翘了起来，又连忙回去找胶水沾了沾，又耽误了十来分钟才出门。

在门口碰到了拍着篮球，穿着单薄的岳家大公子岳凌，二十出头，念大三，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。看见康从新一家三口，连忙站住，叫着：“康叔叔，颜阿姨。”

被这么大的小伙子叫姨，颜如许一直都不适应，但辈分在这儿，再发窘也得答应着。

康康礼貌的叫了一声：“岳大哥。”然后就盯着他的篮球瞧。

岳凌抓住篮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