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不到原本创作它们的心思上去。你自己也出版了一本诗集，应该能理解我句句属实。但无论你能否理解，皆不会改变我俩友谊的丑恶真相：只要你在我身旁，就能把我的创作毁灭殆尽，而更让我自责不已和引以为耻的是，自己居然还允许你干预我的艺术创作。你不会知道，也无法明白，更不懂得欣赏，我无权对你抱有任何期待，毕竟你只在乎美食和心情，空有玩乐的欲望，追求庸俗低下的愉悦。这些皆是你天性的需求，或者认为是当下的需要。我早该禁止你未受邀请就进来我家或我的房间，只能恨自己太过软弱。这纯粹是软弱所造成的。即使只与艺术共处半个小时，也远好过与你消磨整天的时光。无论是在我人生的哪个时期，凡是与艺术相比，任何事物皆微不足道。但对艺术家而言，倘若软弱摧残了想象力，不啻形同于一桩重罪。

我怪自己竟让你挥霍到害我彻底破产、名誉扫地。犹记得一八九二年十月初某日早晨，我与令慈在布拉克内尔树叶渐黄的林中坐着闲聊。当时，我对你的本性几无所知，顶多有回和你在牛津共处了周六到周一的时光，另一次则是你来克罗默陪我打了十天的高尔夫球。我和令慈自然就聊到了你，她开始说起你的性格有两大缺点：其一是虚荣，其二是她所谓的“金钱观念彻底偏差”。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捧腹大笑，殊不知第一项缺点害得我锒铛入狱，第二项则导致我散尽财产。我当时以为，虚荣心不过是少年佩戴的典雅胸花，生活铺张则仅是不吝花费，况且节俭谨慎的美德也非我家本性。但我俩继续往来不出一个月，我才真正领悟她话中的真意。你坚持要过挥霍的生活，对于金钱需索无度，甚至还要求我负担所有娱乐开销，即使我根本不在场亦然，因此没过多久我便陷入财务困境。而随着你对我生活的掌控越发强烈，我也越发受不了你一成不变的铺张行为，因为几乎全是吃喝玩乐的花费。当然，餐桌上偶有红酒与玫瑰装点确实是乐事一桩，但你不知节制。你要求得理所当然，拿了又不懂感谢。你逐渐养成要不得的心态，以为我理应供养你的生活，纵然你过去并不习惯如此奢靡，胃口却是越养越大。到后来，你只要在阿尔及尔的某间赌场输了钱，隔天一早就会发电报到伦敦，要我把你输掉的金额汇到你的银行户头，而且事后竟当作没有这回事。

这么说好了，自一八九二年秋天到我入监服刑的那天为止，我俩出去的开销与你的个人花费，便超过了五千英镑的现金，这尚未计入我自己的支出。你坚持的生活挥霍程度可见一斑。你觉得我言过其实吗？我俩在伦敦待一天的日常开销，包含午餐、晚餐、夜宵、娱乐、马车等林林总总的各项花费，多半在十二英镑到二十英镑，一星期下来自然得花八十英镑到一百三十英镑。待在戈灵的三个月期间，我的开销（当然涵盖房租）共计一千三百四十英镑。我便是这样与破产管理人检视我生活中的每笔花费，这实在令人心惊肉跳。当时，你绝对不会认同“生活简朴、思想高尚”的哲学，但过得这般奢侈，对你我都是莫大的耻辱。我忘不了这辈子最愉快的晚餐之一，是在苏豪区一家小餐馆与小罗一同享用的，那顿饭的金额相当于跟你吃饭的数目，只不过前者是先令，后者则是英镑

然而最令我自责的是，竟然让你拉我进入了道德败坏的窘境。性格的基础是意志力，而我的意志力却全然屈服于你。说来荒谬，却是千真万确。你仿佛身体有此需求般，动辄大吵大闹，扭曲了你的身心，令人不忍卒睹或听闻；你遗传了令严可怕的躁症，驱使你写下令人痛恨的信件；你丝毫控制不了情绪，时而阴郁愠怒、久不吭声，时而抓狂暴怒、有如癫痫。诸如这些缺点，我都曾在信中提及（无奈你随手将信丢在萨沃伊饭店或某家旅馆，被令严律师当作呈堂证供）。假如当时你知道何谓苦楚，便会读出信中我的哀求带着伤悲。我一味纵容你与日俱增的要求，最终落得凄惨的下场，便是源于前面种种缘由。我身心俱疲了。这是以小胜大、以弱凌强的典型例子，正如我写过的一部剧本中所说，这是“唯一历久不衰的暴政”

我对你的迁就可谓无法避免。在人与人的关系中，往往得找到“相处之道”。我与你的相处之道便是：若不对你言听计从，就只能放弃与你的情谊，别无其他选择。我之所以处处忍让，是基于许多理由的，包括我对你深深的错爱；我对你性情缺陷的怜悯；我人尽皆知的善良与凯尔特民族的懒散；艺术家生性不喜吵闹场面和恶言相向；当时我毫无能力承受他人的憎恨；我不愿见到我的生活被微不足道的琐事烦扰，而变得苦涩难熬。有鉴于上述理由，我总是对你言听计从。于是，你的要求、你的控制欲和你的索讨越发不可理喻；你的用心刻薄、欲望低劣、爱好庸俗，成为你支配他人生活的法则，必要时甚至可以无所顾忌地牺牲他人。你既明白只要大吵大闹就可任性妄为，自然会不自觉地极尽粗俗之能事，再怎么难听刺耳的话都说得出口。到头来，你不会知道汲汲营营所为何物，亦不明了人生要走向何处。你占尽我的才气、意志和财富的便宜后，却仍被永无止境的贪欲蒙蔽，妄想占据我全部的人生。你得逞了，我的人生却面临了重大的难关，在我展开荒